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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切理论思维展开和铺陈的宏大背景， 因而它自然也就成了伦理话语表达的现实基础。
通常，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话语有两个言说的维度：一是关于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的理论架构，二是关于特殊的或局部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当然；这两个言说纬度并非平行无关，而是互相映衬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是阐述的铡重点不同而已。
近年来，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似乎与经济全球化的脉搏合拍共『振， 因而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几乎已经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强势伦理话语；而关于特殊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论探索则似乎已经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而成为过时的东西，或被看成是与经济全球化相抵触的文化元素。这种理论研究上的不平衡暴露了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上的偏颇。究其实，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推进经济活动全球性扩张的过程中，开发出了无疆界的市场和全球化的生产网络，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适应性，增强了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管理全球化的渴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更加凸现了独立民族国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身份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因为经济全球化并非完全自发或盲目地形成的，更多地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的相互承诺，而不是分散自由的民间经济往来。同时，经济全球化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利益的实现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迫使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命运。实际土这就是我们平常所强调的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亦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
个方面，都会造成对经济全球化的误读。
马克思主义始终重视从经济生活中来寻找道德变迁的动囚，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往往成为决定道德向度的基础， 因而经济全球化必然
要引申出道德嬗变的问题。然而道德嬗变是针对什么来嬗变？由谁来完成嬗变？如何嬗变？这些问题的提出都隐含着一种道德嬗变的主体身份的确定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道德嬗变的主体才能确定道德嬗变的主体及其合法性根据。而本文所确定的道德嬗变的主体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主题是探讨中国加入WTO的道德应对问题，合法性的根据则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中国加入WTO的伦理应对问题也就是回答和解决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如何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在促进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完成对普世性的道德准則的民族化落实的问题，以及如何对民族化的道德资源进行创新和转化的问题。当下我们在道德建设方面急需作出如下应对：
第一，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加入WTO就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球化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影响力，而一国的现代化程度也决定该国融入全球化过程的进展与速度。因而要融入全球化，就必须加快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更要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别是伦理原生性。因此，既要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出合理的诠释和价值辩护，又要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进行维护和张扬。当然，对其中不合理道德因子，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建设和WTO伦理原则相悖的某些伦理元素，要进行剥离、改革与调适。
第二，建立和完善经济交往申的诚信机制。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需要看，诚信始终是人们在经济生活申所必须遵循的“黄金律则”。而WTO的基本原则中所体现的最王要的伦理要求就是公正、互利、诚信。就诚信而言，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人无信不立”。从中国已有的道德资源来看，虽然并不缺少诚信的规约，但是长期以来主要是为协调普遍的人际关系而倡导的。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道德错觉和经济伦理的制度缺席，使经济交往中的诚信机制往往被悬置或忽略。因此，为中国参与全球性经济合作建立和完善诚信的社会伦理规范系统显得尤为必要。 。
第三，突破“绿色壁垒”，建构环境伦理道德教育机制。中国加入WTO以后频繁地遭遇“绿色壁垒”。“绿色壁垒”的出现从表现上看是技术标准差异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环境保护与全球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从深层上看是国际环境正义问题，其中交织着两种价值观即生态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确实存在价值观落后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在开发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过程中忽视了环保指标，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我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存在着重大的缺失。因此，在跨越“绿色壁垒”的过程中，除了要不断地提高技术标准之外，还需要积极地展开生态环境伦理教育的普及工作，从而真正地实现“绿色壁垒”的伦理跨越。